1962年农历新年刚过，北京城里还带着一点冬末的寒意。中南海附近的一处院落内，却悄悄地准备着一场不同寻常的家宴。消息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开：毛泽东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被邀请的人都有些纳闷，这究竟是哪一位重量级人物？直到那天晚上，一个有些瘦高、步伐略显拘谨的中年人走进颐年堂配资行业查询，谜底才揭开——那是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说起来，这一幕很难想象。半个多世纪前，这个人曾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号令天下；几十年后，他已经成了一名普通公民，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登门赴宴。身份的转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却浓缩了近代中国政权更替的全部剧烈震荡。
一、从龙椅到囚车：皇帝梦一步步碎掉
1906年2月7日，溥仪出生在北京醇亲王府。五年后，1911年年底，他在大人们的安排下登上皇位，成为清朝宣统皇帝。那时的他不过是个六岁的孩子，听不懂朝政，只知道按照太监和嬷嬷的指点去行礼、念奏章。
然而，外面的局势已经风雨如晦。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响应起义。到了第二年2月，清廷被迫宣布逊位。这个皇帝当得太短，短到很多记在族谱上的宗室长辈，都没来得及真正见识他的“勤勉”。
退位之后，溥仪还留在紫禁城里，按宣统优待条件，表面上仍是“隆裕太后抚养的皇帝”，但实权已经完全不在他手中。袁世凯主政北京后，对他采取的态度，说严厉也不严厉，说优待也谈不上多体面。没有人再向他磕头上奏，早朝散班的钟声也消失了，只剩下空落落的宫殿、冷冰冰的仪仗。
少年溥仪却并不明白这层含义。宫中的小太监、老人们还习惯称呼他“万岁”，他们出于攀附、出于惯性，也出于自己内心对旧秩序的一丝留恋，经常在他耳边说：你还是皇帝，大清是你家的。溥仪听得久了，也就相信了，甚至据说还希望袁世凯每日“请安”，维持昔日礼法。这种要求当然不可能得到满足，气氛渐渐变得怪异。
1924年，北京政局再度变化，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驱逐清室出宫。负责执行任务的军人中，就有后来与溥仪在政协会场上合影的那位——陆军少将鹿钟麟。那一天，紫禁城朱红色的大门向末代皇帝关上，象征意义极其明显。
离开皇宫后的溥仪，被安排在天津租界居住。1925年至1932年，他在天津生活了七年。这七年里，他没有忘记自己那点“皇帝身份”，反而越来越执着。旧朝遗老、军阀势力、日本特务不断在他周围转圈，各种“恢复大清”“另立皇朝”的方案一茬接一茬。天津的西式楼房里，常常上演一些看上去庄重、实则滑稽可笑的“复辟议会”。
有意思的是，溥仪自己后来回忆，并不否认当时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曾直截了当地说，觉得日本是最可能帮助自己“重登大位”的外援。对于一个从小被告知“你天生就是皇帝”的人来说，这种想法并不难理解，难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外援”，会把自己带向何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东北大片土地。日本人已经计划好了，以“满洲国”的名义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溥仪被当成一个极合适的“招牌”，日本军政人员一次次游说，同时施加压力。几番折腾之后，1932年，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先当“执政”，1934年改称“皇帝”，年号“康德”。
在那一刻，他似乎再次摸到了梦中的龙椅。伪满洲国的一切仪式都做得很足：大典、文武百官、乐舞、朝服，甚至还搞出“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头衔。1935年4月，他访问日本东京时，日本当局安排列队欢迎，从形式上看极为“隆重”。但不得不说，所有这些都只是表面繁华。
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官员手中。政府决议要经过日本顾问同意，军队由日本将领控制，土地、矿产和铁路，被当成殖民地资源进行掠夺。溥仪在很多重大事务上，往往只是签个字、露个面，内心的无力感也在积累。
1943年，汪精卫到伪满洲国访问。这个当年在北京行刺摄政王失败、如今又投靠日本的旧日革命党人，身份非常微妙。汪精卫提出要以“元首礼”相见，希望自己被当成一国领袖。溥仪却坚持要按清朝老礼——那就是来者要行君臣之礼。双方僵持不下，只好由日本人调停。
等到那天会见时，伪皇宫内仪仗照旧，侍卫高声呼喊鞠躬。汪精卫面对这一套，进退失据，勉强鞠了躬。这一幕，在不少旁观者眼中好像是溥仪“出了一口气”。但从历史的眼光看，这种小小的礼仪争执，不过是一桌殖民地大戏中的插曲罢了。
更关键的是，随着抗日战争发展，伪满洲国的罪行越来越清晰。从资源掠夺到对中国民众的残酷统治，从修建军用工程到配合侵略战争，这个政权站在了民族的对立面。溥仪作为“国家元首”，虽然经常自称受人控制、没有自由，但他在名义上为这个政权背书，客观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匆忙从长春撤往通化、沈阳，打算逃往日本，最后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逮捕，押往远东。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苦苦抓着不放的“皇帝梦”，已经发展成了民族灾难的一部分。这种醒悟来得太晚，代价太沉重。
二、抚顺改造与特赦：末代皇帝变成公民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专门审判日本战犯和相关人员。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他在法庭上陈述自己在伪满洲国时期受日本控制、形同囚徒。关于这一点，多年后不少史料和证言都给予了印证：他的确谈不上有什么决定权，生活、行动甚至婚姻，几乎全由日本人安排。
但有一点也不能回避——正因为他身为“皇帝”，因此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日本人统治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之一。这种责任，既无法完全推给日本人，也无法简单归为“被迫”。
1950年，新中国成立已经将近一年。根据中苏之间相关安排，苏方将一批战犯移交中国处理，其中就有溥仪。同年8月，他被押解回国，送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编号981。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也被关押于此，例如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人。
在抚顺，管理所对战犯采取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不是单纯的监禁，而是长期的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这种教育并不是口号式的训斥，而是系统学习近代中国史、中国革命史，结合每个人的经历进行分析检讨。不得不说，这种改造方式在当时是极具探索意味的。
据沈醉后来回忆，溥仪初到抚顺时，常常一个人发呆，情绪极不稳定。他既为自己的遭遇感到茫然，又对过去那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观念难以放下。慢慢地，在阅读和学习中，溥仪开始写自己的自述材料，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我的前半生》的雏形。
他在纸上一遍遍回顾从小到大的经历，写到紫禁城的日常，写到天津的迷惘，写到伪满洲国的虚伪繁华，也写到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历史的反面。对于许多历史细节，他往往采用自我检讨的方式去叙述。书中不乏懊悔、羞愧的字句，这既是“忏悔”，也是在逐渐重建自我认知。
时间到了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成立十周年。9月16日这天，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突然传来一阵喧闹。管理人员拿着报纸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已改造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决定。战犯们炸开了锅，有人又跳又叫，有人激动得只会握着别人的手。
沈醉回忆，那天场面近乎失控。他说自己当时“恍恍惚惚”，怀疑是不是听错了。溥仪听到消息时，却只是冷笑了一声。他清楚自己在伪满洲国时期犯下的那些错，心里认定：怎么也轮不到末代皇帝被特赦。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一个完全相反的回答。同年12月，首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会上宣读时，朗声念到了“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他整个人愣在当场，几乎不敢相信，反复蹲在地上读那张特赦书，指尖都在抖。
那份特赦建议书，是由中共中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一批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予以特赦。上面有毛泽东的签名。对于一个曾经坐在龙椅上的人来说，这一刻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他从历史资料中知道，历代王朝的末代皇帝，结局大多凄惨：明朝崇祯帝在景山自缢前，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南唐李煜写一首词，被敌国抓住“亡国之音”的把柄，从此命丧黄泉。和这些前辈相比，他的命运走向截然不同。
特赦之后，溥仪和部分改造好的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组织到各地参观学习，逐渐融入新社会生活。随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做普通职工，从事园艺养护工作。以一个曾经的皇帝而言，这份工作称不上体面，收入也不算高，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能以公民身份生活、劳动，已经是极大的转折。
1961年10月13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溥仪以“亲历者”的身份被邀请参加。会场上，他与当年驱逐他出宫的鹿钟麟，与在武昌城头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熊秉坤站在一起合影。三人面带笑容，那一张照片在很多人眼里颇有意味：曾经的对立双方，不再是“君”与“臣”，而是坐到了一张桌前的公民。
这一幕，和1943年他在伪满洲国宫内与汪精卫之间的那场“礼仪争执”对比，差距极大。一边是以虚伪仪式掩盖的异族统治，一边是已经走过革命风雨的新国家。某种程度上，这也预示着第二年那场更特别的“家宴”。
三、颐年堂家宴：一语双关的闲谈
1962年新春，毛泽东决定请溥仪吃一顿饭。这并不是公开的国宴，而是以私人名义的家宴。邀请的陪客也是毛泽东的熟人——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孝范，都是民国时期颇有地位的人物。
宴会地点选在中南海颐年堂。那天，客人们先后来到，坐定之后，毛泽东点上一支烟，环视众人，笑着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重要的客人。”这一句，让在座的几位都心里一紧。什么样的人物，需要这样的安排？
毛泽东故意卖了个关子，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他曾经还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几个人交换眼色，谁也猜不准。要说“顶头上司”，又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身材有些消瘦，气质略显拘谨。毛泽东快步迎上去，握着他的手，引到自己身边坐下，然后对其他人说：“怎么，都不认识了？这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不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吗？”
这一句，既像玩笑，又藏着深意。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赶紧起身向溥仪致意。溥仪一时不知所措，脸上既有局促，又有难掩的激动。毕竟，他已经很多年没在这种场合被如此郑重地介绍过了。
毛泽东又拍了拍他的胳膊，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老朋友，常来常往，不算客人。今天真正的客人是你。”这一句话，让气氛一下子松弛了许多。对于一个已经把“末代皇帝”这个身份看得极其沉重的人来说，这样的安排，多少有一点安抚意味。
酒菜上桌后，大家边吃边聊。毛泽东提起《我的前半生》，说这本书自己已经看过，认为溥仪在书里把很多责任都压在自己身上，有点像写“忏悔录”。毛泽东停了一下，说：“很多事情，有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你也不用把一切都往自己身上揽。”
这话不算替他开脱，却点出了一个层面：一个人能走到那一步，既有个人的选择，也有时代的推着、架着。对溥仪而言，听到这样一种评价，心里难免酸楚。他曾在书中写过，能在毛泽东时代做一个公民，是“极大的幸福”。这一刻，他大概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
闲谈中，毛泽东突然问他：“你现在还是单身吧？”溥仪点点头。毛泽东笑道：“皇帝哪能没有娘娘啊，可以再找个伴。”一句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流露出一种不以身份论人的态度。在座的几位老友听了，也都笑起来，气氛更加热络。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忽然又问：“你知不知道，当年是谁把你撵下来的？”这一句，就更加耐人寻味。表面看是在聊过去，其实是引导溥仪正面面对那段历史。溥仪心里明白，这是指辛亥革命。他赶紧接话，说前些日子刚见过鹿钟麟，还和他说起当年的那场“进宫驱逐”。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伸手一指在座的仇鳌、程潜，说：“不光是鹿钟麟，还有他们，这些人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子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这一番话，既是幽默，也是提醒：政权更替，并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许多人共同选择的结果。
溥仪也大笑起来，笑得有点前仰后合。这种笑，很难说完全轻松，里面多少夹杂着一种解脱。多年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在这种略带玩笑的语气中，被轻轻掀开了一角。
合影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中间，见溥仪站在左侧，说了一句：“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按照旧礼，“右为上”。这一句安排，把一个被历史推下王位的人，重新推回“上位”的位置，但此时的“上”，已经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一份受到尊重的公民身份。
这场宴会结束后，溥仪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能与毛泽东一同吃饭、合影，是“最光荣、最幸福的日子”，给了自己极大的鼓舞。这种表述看似简单，却透露出一个末代皇帝在新社会中的身份转变——他不再是“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那个人，而是从心底认可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
1964年春节前后，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又提到溥仪。他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听说他的生活不太好，每个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工资，怕是少了点。”随即转头对章士钊叮嘱，说可以用自己的稿费帮溥仪改善一下生活。会后，章士钊照办，把这份心意送到了溥仪家中。
溥仪听说这件事后，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曾经生活在极致奢华的宫廷，也曾在伪满洲国享受特殊待遇，却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关怀——不是臣子对君主的逢迎，也不是殖民者对傀儡的“恩赐”，而是国家领导人对一名普通公民的记挂。有人形容，当时的他“泣不成声”，并不夸张。
四、婚姻、晚年与归宿：一个时代的终点
1962年那场家宴之后没多久，溥仪的私人生活也迎来了新的变化。通过周恩来的牵线介绍，他认识了在医院工作的护士李淑贤。两人相差二十岁，一个曾是皇帝，一个是普通工人家庭的女子，这样的组合，在旧社会几乎难以想象。
1962年末至1963年间，两人登记结婚。李淑贤当时三十七岁，对溥仪的过去并非一无所知，但更看重的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一面。溥仪在与她的相处中，才算真正体会到“夫妻”意味着什么。他很坦白地对李淑贤说，过去那些在宫里的婚姻，多是政治安排，谈不上爱情，“只遇见你，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
1963年夏天，北京暴雨成灾，道路积水严重，公共交通受阻。有一天，溥仪下班后担心妻子回家不便，特地从家里拿了一把伞，冒雨往车站方向去接她。雨水漫过鞋面，他在路边走得很慢，看到前方有个没有盖好的水道口，心里一惊，立即停在旁边守着。他怕李淑贤路过时看不清，一脚踩进深坑，于是就站在那里，任雨水打在身上，守了好一阵子。
这个细节后来被李淑贤口述记录在《溥仪与我》一书中。对很多读者来说，这样的画面非常反差：那个曾坐在九龙金椅上的人，如今一身旧衣，站在雨水翻涌的路边，替妻子看着一个下水道口。不得不说，这种反差背后，是身份的彻底转换，也是性情的变化。
婚后，夫妻二人有时会去故宫看展览。站在曾经居住过的院落外，溥仪的心情复杂，却不再是非要回去的执念，而是多了一种冷静的旁观。他已经清楚，那个被历代帝王视为“天下中心”的地方，如今只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
不幸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早年的宫廷生活、战乱颠沛、长期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后来的病痛，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967年，溥仪因尿毒症住进医院，周恩来专门安排了条件较好的医疗资源，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这种疾病的救治难度极大。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点30分，溥仪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一岁。从1906年到1967年，他的一生横跨清末、北洋、民国、日本占领、新中国五个阶段，本人身份也从皇帝、寓公、傀儡、战犯，到最后的公民，几乎承受了一个时代全部的折射。
他去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座公墓主要安葬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化界人士以及革命烈士等。在这个地方，为末代皇帝留下一方位置，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他被放回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之中，而不再是被单独放在“龙椅”的玻璃罩里供人凭吊。
后来，考虑到他的皇室血统和家族传统，溥仪的骨灰又迁葬至清西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靠近光绪帝的崇陵。就这样，他的最终归宿，既在新中国的公墓中留下痕迹，又重新与清朝皇室合葬地发生了联系。两种象征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历史画面。
晚年的溥仪曾写下“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这样的句子，表达对新社会的感激。用词虽然带有他一贯的旧式文人气，但其中的意思并不复杂：他很清楚，如果不是新中国对战犯采取改造与特赦的政策，他的结局很可能与前朝一些亡国之君无甚区别。
再看更大一层的意义，他这个人身上承载的，不只是“末代皇帝”的戏剧色彩，也不仅是个人性格的反复，而是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制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皇权的光环最后集中在他一人身上，随即又在他一生的跌宕中被一点点拆解、剥落，直到彻底失去政治意义。
1962年那场家宴上，毛泽东问出“谁把你撵下来的？”这看似一句闲谈，其实在历史层面上别有意味。一个象征封建皇权的人，被一个来自农民阶层的革命领袖以玩笑的方式邀请同席，这种场景本身就很耐人寻味。问句的背后，是对历史主动力量的肯定，也是对个体命运的重新定位。
溥仪的一生，有运气，也有代价。他在最错误的时间做出了最错误的选择，曾跟随侵略者建立伪政权，这是事实，也是罪责。但在新政权建立之后，他又在改造中一步步放下旧梦，学着用另外一套逻辑去理解世界，最终以平民的身份离开人世。这种复杂的轨迹，让他既像一出悲剧里的主角，又像一种历史转折的标志物。
1962年那桌饭，表面上只是几个人围坐一堂、谈笑风生；放在更长的时间线上，却像一个象征性的节点。旧制度最后的身影，与新国家的领导者并肩而坐，一句一语之间，把过去彻底交给了历史。溥仪从那里站起身时，龙袍已经远去，他只是一个被叫作“爱新觉罗·溥仪”的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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